第十一章 暗流
第十一章 暗流 (第1/2页)陆震廷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拿到那份调查报告的。
不是通过快递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，而是通过一个人。那个人姓周，五十岁左右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，戴一副银框眼镜，看起来像一个中学教师。他在重庆一家商业调查公司做了十五年，经手的案子不计其数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他的客户名单里有银行、保险公司、律师事务所，也有像陆震廷这样的私人企业家。他不问原因，只做事情。做完之后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货是一份文件，用牛皮纸信封封好，没有抬头，没有署名，干干净净。
他们在渝中区一家老茶馆的包间里见面。茶馆是周先生选的——不在商圈，不在写字楼附近，藏在一片老居民楼的底层。门面极小，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匾，上面写着“巴山茶社”三个字，字体已经模糊得快要认不出来了。包间在二楼，窗户正对着一面爬满了爬山虎的旧墙。爬山虎的藤蔓从墙根一直攀到屋檐，密密匝匝地叠了好几层，把整面墙都裹在暗绿色里。光线从藤蔓的缝隙里漏进来，昏暗而安静。隔音极好，除了倒茶的服务员，没有任何人来打扰。
周先生把信封放在桌上，推到陆震廷面前。他的手指干燥而稳定，指甲剪得很短，像外科医生的手。
“都在里面。你让我查的。”
陆震廷接过信封，没有立即打开。他端起桌上的盖碗茶，抿了一口。茶是永川秀芽，味淡而涩，泡得过了时辰。他放下茶碗，把信封撕开。
里面是一叠照片和一份文字报告。
照片是从不同角度、不同时间拍到的。第一张拍的是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街头。尼玛站在一个摊位前，手里拿着一条毯子，正在和两个外国游客说话。她穿着那件红色藏袍，头发编成一条粗辫子垂在肩上，手腕上的念珠在阳光下泛着光。第二张拍的是她在杜巴广场擦拭那尊象神雕像。第三张拍的是她独自走在加德满都某条小巷里，手里提着一个布袋，布袋的边缘磨出了线头。照片质量不高，有些模糊，像是用长焦镜头拍的，颗粒感很重。但每一张都足以清晰地辨认出她的脸。
文字报告不厚，六页纸，五号宋体打印，排版干净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。第一页是基本情况——姓名、年龄、民族、出生地、家庭成员、现居地址。第二页是社会关系——亲戚、朋友、日常接触的主要人群。第三页往后是行为描述，以时间轴排列，精确到每一周的活动轨迹。报告的措辞客观而中立，没有一句断言。它用了一系列动词和名词的组合——她“出现在”哪里，“接触了”什么人，“与某某有过几次交谈”。这些组合放在一起，像拼图一样，拼出了一个轮廓。
那个轮廓是：尼玛·夏尔巴，在加德满都旅游区谋生，与多名外国游客有过接触，曾多次单独带男性游客前往博卡拉。
陆震廷看着那些照片和文字。他没有皱眉，没有冷笑，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。他的表情和他在谈判桌上面对对手时一模一样——平静，集中，所有的计算都在表面之下。他用拇指一页页地翻过那些纸张，在某些段落停得久一些，在某些段落跳过去。窗外爬山虎的叶子被风吹动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茶馆隔壁有人在打麻将，洗牌的声音隔着墙壁隐约传来，哗啦哗啦，像远处有谁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。
他翻到最后一页。最后一页是一张照片——尼玛坐在一辆中巴车的副驾驶座上，旁边坐着一个外国男人。男人大概四十岁左右，穿着登山服，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。两人在说话，车窗外的背景是通往博卡拉的山路。照片的角度让他们的距离看起来很近，近到可以被描述为“亲密的距离”。
陆震廷知道这张照片不能证明什么。照片上的两个人甚至没有肢体接触。但报告不需要证明什么。它不是法庭上的证据，不是用来给法官看的。它只是用来给客户提供信息。而信息的价值，不在于它证明了什么，而在于它可以被用来做什么。
他把最后一页合上，把照片塞回信封里。
“那个男人是谁？”他问。
“英国登山者。每年都去博卡拉。在泰米尔认识的。”周先生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“他的信息在附件里。名字、护照号、入境记录。如果还需要更多——”
“够了。”陆震廷说。
周先生点了一下头，没有多问。
陆震廷把信封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，从夹层里拿出一张支票放在桌上。周先生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，没有表情，把支票收进了自己那件灰色夹克的内袋里。
“以后如果还有需要——”周先生站起来。
“我会联系你。”陆震廷没有站起来。他重新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盖碗茶，抿了一口，目光落在对面那面爬满了爬山虎的旧墙上。藤蔓在风中微微颤动，叶子的背面是灰绿色的，比正面更浅，在风中翻过来的时候像无数只小小的手掌在摊开。周先生没有说再见，推开包间的门走了出去。脚步声在木楼梯上响了几声，然后消失了。
陆震廷独自坐在包间里。窗外，爬山虎继续沙沙作响。麻将声继续从隔壁传来。
他把那杯凉茶喝完，放下茶碗，站起来，走出了茶馆。
回到陆氏集团大楼的时候，已经快下午六点了。
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顶层，朝南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那片水面。这个季节的江水是浑浊的，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，在暮色中呈现出一种黄褐色的光泽，浓得像化不开的茶汤。他站在窗前，看着江面上那些缓缓移动的货船。船身吃水很深，载着集装箱或者散货，在江心慢慢挪动，船尾拖出一道道白色的尾迹，很快就被浑黄的江水吞没了。
他的手里握着那个牛皮纸信封。
他没有叫陆云来。他还没有准备好。他知道陆云会怎么反应——他会愤怒，会否认，会说那些照片不能证明任何事。他说得可能没错。但陆震廷在商场上打滚了三十多年，他知道一件事：事实是什么不重要，事实能用来做什么才重要。这张照片不需要证明她和那个英国男人之间发生过什么。它只需要让陆云产生怀疑。怀疑就够了。怀疑是裂缝。有了裂缝，墙就会塌。
他把信封锁进了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。那个抽屉平时是锁着的，里面放着公司最重要的文件——股权协议、资产报表、和恒通的合作备忘录。抽屉里还有一份尼泊尔援建项目的验收进度表。学校已经盖好了，公路也通了，只剩最后一批签字。陆云下周要飞加德满都参加竣工验收——这是他作为项目考察代表签的最后一份文件。签完之后，他在尼泊尔的工作就全部结束了。
陆震廷把抽屉关上。时机正好。
然后他拿起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“沈佩兰。是我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沈佩兰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带着一点回音，大概是在茶室的窗边接的电话。
“你上次说，那个女的在泰米尔和很多外国人接触过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沈佩兰沉默了一瞬。“我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“你没说。但你暗示过。”陆震廷的声音很平静，“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”
“什么忙？”
“周末请赵家的人来家里吃饭。不要多，赵恒远、赵敏之、陈总，三四个人就好。就叫家宴，不要说别的。”
沈佩兰又沉默了。她比陆震廷更擅长沉默——三十多年的婚姻教会了她，在关键时刻，沉默比任何问题都更有效。过了大概十秒钟，她说：“你觉得这样有用？”
“有没有用，要看怎么做。”
“陆云不会同意的。”
“不需要他同意。”陆震廷转过身，背对落地窗，目光落在办公桌上那张全家福上。照片里的陆云大概十岁，穿着小西装，站在他和沈佩兰中间，笑得没心没肺，门牙掉了一颗还没有长出来。那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已经很多年了，久到他已经不太注意它的存在。但现在他看了它一眼。
“他不是说要和赵家谈吗？”他说，“那就谈。当着他的面谈。”
“你是想让那个女的自己走。”
陆震廷没有回答。他把目光从全家福上移开，转向窗外。窗外，江水继续裹挟着泥沙向东流去。远处朝天门码头的灯火已经开始亮起来了，星星点点，在灰蒙蒙的暮色里像一把刚撒出去的碎金。
“周五晚上。”他说，“你来安排。”
周末，赵家的人来了。
说是家宴，规模控制在六个人——赵恒远、赵敏之、恒通的陈总、陆震廷、沈佩兰、陆云。沈佩兰把饭局安排在陆家的私人会所里。会所是陆氏集团的产业，在一栋民国老洋房的二楼，地板是老木头做的，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声响。墙上挂着几幅字画，都是陆震廷这些年收藏的——不是最贵的那几幅，但够雅致，一幅山水，一幅行书，一幅工笔花鸟。包间里有一张黄花梨的圆桌，正好坐六个人。窗外是几棵老梧桐树，春天的梧桐开始飘絮了，白绒绒的絮丝在暮色中飞舞，有的粘在纱窗上，有的被风吹进了露台。
赵恒远端着酒杯，正在说话。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很稳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斟酌才放出来的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别人都安静地听着——这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。他在讲恒通明年的战略规划，讲东南亚市场的布局，讲“我们两家如果能在海外项目上深度合作，前景不可限量”。他说话的时候偶尔会看向陆云，目光很温和，像一个长辈在看一个有出息的晚辈。但陆云知道，那目光里也有别的——评估，判断，等待。
赵敏之坐在他对面。她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丝质衬衫，头发披下来，耳垂上戴着一对珍珠耳环。她的妆容很淡，淡到几乎看不出化过妆。她的坐姿很标准——脊背挺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目光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自然流转。她端起酒杯的时候，手腕的弧度优雅得无懈可击。
陆云喝了几杯白酒之后，太阳穴开始隐隐作痛。不是酒的问题——他的酒量在商场上练了这么多年，这几杯不算什么。是别的问题。是赵恒远每说一次“我们两家”，就会看他一眼。是赵敏之每次举杯的时候都会对他微微一笑，那个笑容和她谈并购案时面对客户的笑容一模一样——精确，得体，不包含任何私人情感。是陆震廷坐在他对面，目光沉稳，嘴角带着一个他熟悉的弧度——那不是微笑，是笃定。是他父亲在下棋时吃掉对方一颗关键棋子时会有的表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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